金陵刻经处：揭开佛教与近代居士佛教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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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大安讲经

已历130个春秋。回顾刻经处130年来对佛教乃至我国文化界发生的重大影响与贡献，对促进今后的弘法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由居士创设的佛教文化机构，它的创立对我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杨仁山居士自咸丰末年（1861）几度阅读《大乘起信论》后，忽然明悟论中奥旨，遂对佛教产生了信仰，在佛经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于是 "一心学佛，悉废其向所学。"同治三年（1864）杨仁山居士学佛几年，只是个人摸索，不仅师友难遇，甚至找寻一本佛经都十分困难。江南是佛法兴盛之地，为什么佛经如此难觅呢？其原因就是当时经太平天国战乱，太平天国劝男女老幼信奉 "拜上帝教"，佛教寺院及经典大都毁于兵灾。

在居士主持江宁工程局期间，遇到局中的王梅叔先生是位对佛学颇有研究的人，于是二人一见如故，经常在一起切磋佛学。后经王梅叔的介绍，又认识了魏刚己、刘开生、张浦斋、曹镜初等志同道合的学佛者。他们经常聚会讨论研究学佛弘法大事，一致认为未法时期要弘扬正法，首先要刻印佛经。同治五年（1866），杨仁山居士在南京约集十多位同志，分别劝募经费，创办了 "金陵刻经处"。

起初，由杨仁山居土在南京城内的北极阁借得一片土地，盖了一处储存经版和经书的场所。后来，这块地皮因产权发生纠纷，居士不得已就把经版、佛书储存到位于南京花牌楼租赁的住宅中。为了使刻经处有个永久的场所，居士在南京城内延龄巷内买了一块21亩（1. 4万平方米）大的土地，建造了私宅130间新房，杨仁山居士一家30余人连同刻经处全部搬了进去，这就是现在的金陵刻经处所在地，只是大门已改在淮海路上了。

杨仁山居士为发展刻经事业，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将全部宅第捐赠给金陵刻经处，杨家的后代也就分批地搬走了。杨居士不仅在临终前捐献私宅，还将从欧洲购回的各种科学仪器卖掉以充刻资，足见他致力于刻经事业的无我精神为世所罕见。

金陵刻经处的成立，意在精选、刻印佛典，广为流通，便利四众的请阅；并保存和整理佛教文化遗产，促进佛学研究的开展，贡献甚大。对近代佛教--特别是居士佛教的传播和复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杨仁山不仅在国内遍访古刹搜求佛典，还因1878年于伦敦结识了日本著名的佛教学者南条文雄，从日本求得我国唐宋古德的遗疏著述300余种，如《中论疏》、《百论疏》、《唯识疏》等。

佛教中讲经神病是业障病吗

述记》等久已失传的逸书。他还从朝鲜访得《华严三昧章》，从日本购回《弘教藏》全部。为刻印经典，仁山居士认真阅读，仔细校勘，然后定出“必刊、可刊、不刊”三类，分主次先后刊刻流通。在杨仁山居士的主持下，金陵刻经处还规定三不刻：有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因此，由他主持刊刻的经书，均为上乘之作，被学术界称为“金陵善本”。杨仁山居士有感于日本编印的《续藏经》驳杂凌乱，就计划另编《大藏辑要》，拟刻印经籍460种，计3200多卷。“此书专为初学而辑，分别部类，以便检阅”，在其逝世后终于出版。

金陵刻经处自创立至宣统三年（1911）杨仁山居士逝世，40余年间刻印经典2000余卷，先后流通经书百万余卷，佛像10余万帧，对佛典的出版和普及作出巨大的贡献。在金陵刻经处的影响下，如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等都相继建立，上海佛学书局也随着创办。

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不仅刻印流通佛经，还从事佛学研究。他的佛学思想博大精深，自称 "大乘之机，马鸣所启；净土之缘，莲池所致；华严法界，方山所继；参祖印可，登峰造极"。"教在圣贤，行在弥陀 "是他自己的主要信仰。杨仁山居士注解的佛经、佛论主要有《大宗地玄文论略注》四卷、《佛学初阶教科书》、《注疏》一卷，著述有《十宗略解》一卷、《观经略论》一卷、《等观无量杂录》八卷等。此外，他还注释了不少儒道两家的典籍。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 "昼则总监工程，夜则专心佛事，校勘刻印，或诵经礼佛，或静坐为观"，可见他是一位学修结合的实干家，真参实学的精神影响了一代道士杨仁山大和尚深感许多僧人不懂佛法，佛教人才奇缺，因而创办佛学院培养人才成为当务之急，他除了自办佛学教学外，更发文呼吁社会各界办学。他开宗明义就说："释氏办学内有班课程 "之说： "自考条例止，戒律弛，使释氏弟子，无论贤愚，皆度牒之。经中律宗，无知之论，竟令方丈开戒。与之谈，俗也，为士大夫所鄙，西来之旨，无处可问。

潼南讲经交流

佛教教风低迷，谈笑风生。1907年秋，他在金陵设立祗洹精舍刻经处，自编教材，招收学生讲授佛典，并 "以英通汉梵"。

芝泉派的学者既有僧人，也有在家居士，只有十余人，但大多出类拔萃，后来成为著名的佛教学者或佛教社会活动家。据《太虚大师自传》记载，当时的青年学者有太虚、素云、德悟、善良、仁山、惠敏、开悟、智光、观亭等，俗家弟子只记得丘明，后来到正谊书院任教。宣统元年（1909 年）《太虚大师年谱》也写道："余与梅光羲、欧阳正一（竟无）、邱明亦同学"。梅光羲和欧阳正一并非建桓精舍时的同学，而是杨仁山居士早期的佛学学生。师从杨大师的学生还有谭嗣同、桂伯华、李振刚、李端辅、李澹源、孙绍侯、高鹤年等。杨公早期研究佛学。由于经费不足，精舍只办了两年。宣统二年（1910 年），杨仁山等人在金陵讲经处成立 "佛学研究会"，以复兴佛学为宗旨，针对佛教衰微的现状，力图振衰起敝。参加者多为当时的名士，杨仁山被推举为会长。

虽然祇园精舍只办了两年，但影响深远。因为它不同于当时的各种僧伽教育组织，它以培养佛教人才为目标，以弘扬世界佛教为愿景（振兴印度佛教是芝利沙的主要目标之一）。

佛教讲经交流会领导人致欢迎辞

印顺法师在致辞中表示，"弘法利生 "是僧伽教育的宗旨，"弘法利生 "是僧伽教育的目标，"弘法利生 "是僧伽教育的宗旨，"弘法利生 "是僧伽教育的目标，"弘法利生 "是僧伽教育的目标，"弘法利生 "是僧伽教育的目标。因此，印顺法师说："建佛教人才学校，有世界眼光者，杨氏第一人"。太虚法师说："祇园精舍是中国高等僧伽教育的开端。" 在杨仁山的指导下，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佛教人才--谭嗣同专攻华严，桂伯华精通密宗，赖端甫精通三论，章太炎、谢无量、梅光羲、李振刚、欧阳竟无等都擅长法相唯识。

杨仁山去世后，欧阳竟无在金陵创办了唐人街刻经处。后来，他又在内院专门设立了 "法相大学"，让绝迹千年的法相、学问重放异彩；太虚大师则在武昌创办了佛学院。两位大师都在弘扬法相唯识，都是佛教思想领域的巨匠，但他们对法相义理的不同看法，推动了近代佛学研究的发展。

在中国，佛学院学者众多，吕惠、王恩洋、黄忏华、陈真如（明枢）、熊十力以及梁漱溟、汤用彤、梁启超等都曾师从佛学院。后来，梁启超、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等校任教，使佛教走向高等学府的平台。

佛教僧人还通过谭嗣同、梁启超以及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章太炎等渗透到政界，间接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

祗园精舍和佛学研究会不同于古代的教学方式，它是一种新的僧校教育制度，开创了中国佛教教育和一代佛教法师的新风，后来各地佛学院的建设和佛学研究机构的建立，也多受其影响。

金陵刻经处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由僧人创办的佛教文化机构，它在经书出版流通、佛学教学、佛学研究等方面创造了丰硕的业绩，在以上各节的论述中已作了明确的展示，可以肯定：金陵刻经在杨仁山居士的倡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对近代佛教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杨仁山居士的成就是肯定的，正如太虚法师称赞杨仁山为 "中国佛教再变中关系最巨大者之一"；赵朴初居士说： "近代佛教光明，振兴正法，法师功在第一"。

金陵刻经处创建于佛教衰落的清朝末年，由于刻经处的努力，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目前正处于国运昌盛、佛教空前发展的大好时期。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四众人才匮乏、素质不高的现象依然存在。在学佛方面，许多地方虽然恢复了佛教僧林的组织，但其活动还没有走上规范化的轨道，有的地方甚至以佛教活动来获取经济收入，偏离了学佛的方向。为了使佛教事业能够依法、健康地发展，总结和借鉴金陵刻经处在弘扬正法、振兴佛教和弘扬佛教文化以净化人生方面的宝贵经验，无疑是及时而必要的，谨以此共勉！